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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我们看了这21本书|小鸟文学·新书
栏目:体育动态 发布时间:2026-08-06 16:20:23

  小鸟文学的新书推荐将分别按照“谈话与思想”、“非虚构与历史”、“新知”和“52种小说”这四个栏目来推荐新近的作品。每本我们会给出一点读后感。顺祝阅读愉快。

  资本主义在毁灭了旧世界之后,如在这本书中克里斯多弗·拉什所说——“在推翻了封建制度与奴隶制度并废除了旧的个人关系与家庭关系之后”,造就了一种新的家长制统治,即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科层制的公司/社会/政治)究竟对这个社会中的主体——人类——产生了多大的影响?马克斯·韦伯发现了它,并天才地将之命名为“现代性”,它几乎以一己之力对抗了旧世界的所有——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坚固的东西”。拉什在五十年前,细致发掘其中的问题。

  “资本主义虽曾割断了人对人的依赖,但在官僚主义理性的幌子下又恢复了依赖关系”。这种新的家长制,是“从国王、牧师、权威的父亲、奴隶主和地主的旧家长制统治的废墟中死灰复燃的”。

  拉什敏锐地发现了这其中的“心理危机”——新统治让意识形态斗争变成了个人能力管理上的缺陷;个人的社会角色管理失控,从过去的“受到惩罚”变成自愿接受“医疗”;个人主义转化成为一种新型的“自恋主义”。而我们差不多已经习惯“自恋”作为一个中性词,至少,如今很少有人将之视为一种精神疾患了。

  《自恋主义文化》是拉什的经典作品,写于 1970 年代末。五十年后看这部著作,最大的感慨是:既然现代性在文化结构、精神和社会层面上的反应早在 1970 年代就已经暴露无疑,且那个时代的麦克卢汉、尼尔·波兹曼,当然更有克里斯托弗·拉什早就指出世界已经崩溃,为什么时至今日我们还是束手无策?

  1970 年代末,“新自由主义”还不是一个热词。拉什说,“美国资本主义在表面上是平等主义的、反权威的,但是它在废除了教会和君主霸权之后又代之以由企业公司、操纵公司体制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阶级以及公司国家所组成的新霸权。由行政人员、官僚、技术人员和专家组成的新统治阶级已经出现”……

  是的,在这本书出版的那一年,它们的大天使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这本书是鲍曼在上世纪最后几年的一些演讲与文章的合集,洞察力一如既往,我们能看到鲍曼所关注的大部分议题在本书中都有体现。它分为三个部分:我们如何存在,我们如何思考,我们如何行动。结合在一起,系统阐释了鲍曼的经典,何为“流动现代性”。

  这三部分的顺序大体上也可以看出鲍曼在社会学或者说他于这个社会的贡献的顺序:他擅长于发现问题,指出这个社会中“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每每有醍醐灌顶之感;对于我们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并且将这些问题与既有的社会规范再度分解和深化,也就是“如何思考”这一部分,他的价值次之;而到行动层面,往往流于苍白,即便不是隔靴搔痒,也似乎很难落到实处——这是知识界通常的短板,也是人类的宿命:那些发现问题的先知,往往无力回天,挣扎于真相和对真相的推演。

  曾经看过一本新出的美国历史,为此感慨:每个时代都会有属于这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去写他所看到的这段历史,或者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重新写一遍历史,加入他们想加的内容,比如加入阶级斗争,加入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加入非洲裔,加入女性的觉醒。

  现在这股风潮进入到了哲学史界。《幸福哲学家——功利主义巨擘的生平与著作》,它更准确的名字应该是《幸福哲学家——功利主义巨擘的生平、太太们与著作》。葛德文的太太和战友——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密尔的太太和战友——哈丽雅特·密尔、西季威克的太太和战友埃莉诺·米尔德里德·西季威克……《幸福哲学家》这本书告诉我们,巨擘的太太们为功利主义哲学做出了什么贡献。

  这部巨著可以视为是功利主义四巨头——葛德文、边沁、密尔和西季威克个人学术传记的合订本,每一部分自成体系,完全独立。当然,放在一起是更宏大的主题:功利主义哲学如何发生、如何与帝国的发展处境息息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它将启蒙主义理念落实在实践之上:关于人性实践、理性实践、幸福的实践——我们称为普世价值的那部分内容是如何展开的。

  因为太太们的参与,我们有了更多的有异于过去一个多世纪的考察视角,以及,哲学圈八卦。

  这部据称是曼努埃尔·普伊格的绝唱的小说,两位年老姐妹漫长的聊天,占整部书大约一半的篇幅,另外一半是两位姐妹分别后的通信,实际上主要来自尼迪娅,因为另外一位女性已经去世了。

  曼努埃尔·普伊格用这种质朴的方式,讲述了至少七位或者八位女性或长或短的故事——来自不同年龄段的女人,从 83 岁到 13 岁,她们试图安排自己的生活,左右自己的命运,结果全部失败了。

  普伊格的小说就像一把折扇,错综复杂的文体和人生都折叠在那些信里,而传统通信的亲密感,是我们早已遗忘的东西。

  有评论说郑执在《朱砂掌》中对于几位女性主人公的塑造过于“平面化”。与之相比,我感觉这部长篇小说更值得探讨的问题在于他对男性角色塑造的平面化,何止是平面化,更接近于标签化。这会让人想起去年对电影《好东西》的男性角色的标签化批评。

  那部电影是女性导演的女性主义作品,而郑执是男性,他试图从女性角度解读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拿不准他的态度:是一种男性的 DEI 进步主义自觉,还是女性主义题材现在更具有普适性——它更容易被影视改编,更容易进入市场,更不易出现额外的闪失。

  《朱砂掌》是个有历史跨度的故事: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回城,黑社会,到新冠疫情……这本书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历史像布景一样闪烁在几位女性的生活里,就像年代戏开拍时你会感受到的氛围。

  《三联生活周刊》有一次做“东北文艺复兴”的专题,采访郑执、班宇和双雪涛,都是小说作者,而东北文艺复兴,其最显著的意义就在于它对历史真实而痛切的关照。郑执以鲜明的校园青春文学开始,东北但不会那么紧密地与历史关照贴合在一起,从这个角度看,《朱砂掌》不如《仙症》那样有文学的决心。

  第一次读冈本加乃子是《老妓抄》。《病鹤》新增了几篇,味道还是一样的。冈本加乃子有本事把你一下子带回百年前的日本都市,现代化进程已然展开,人的一部分却还浸泡在过去里,贵族式的礼教、语言和审美,很细密地构造了小说底色,这种阅读感受,让人莫名其妙想起《阴翳礼赞》。

  另一方面,冈本加乃子有令人诧异的人生,她和异性(丈夫、情人、兄长和儿子)之间的关系复杂微妙,换做别人说来狗血的生活,进入她和她的小说的时候却显得纯真又炽烈。或许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冈本加乃子在描述物和人的时候,都显得独树一帜。许多人会提及她作为日本早期女性主义者的身份,但和这个身份同样闪耀的,其实是她对于整个世界的体察。

  阿拉斯代尔·格雷是另一个道格拉斯·亚当斯,在看完《可怜的东西》之后,我的感受就是这样——虽然这本小说和《银河系漫游指南》一点儿都不沾边,唯一共享的可能是英式幽默——他们共享某种俯瞰人类可怜之处的能力。

  《可怜的东西》是个套娃小说,英国工业城市格拉斯哥出现了一批历史档案,一份男人写的自传抖出一段惊人往事,而随后男人的妻子以正视听,也出具了一份针锋相对的自传式说明。就整个套娃而言,这是一桩罗生门式的事件,就小说中的那部小说,这是一个女性版弗兰肯斯坦的故事。也正因为后者在当下的卖点,它被拍成同名电影并得到11项奥斯卡金像奖提名。

  故事的大胆假设在于:让一个成性躯体同时具备极速成长的婴儿大脑,这样一个存在,会如何看待世界?借由这样一个设定,格雷让自己对医疗系统、技术伦理、殖民主义、婚姻制度、两性观念和社会主义想说的话都兴致勃勃说了个遍。举个例子好了,因为这个叫做贝拉的姑娘从小就有月经,所以她从来没体会过月经羞耻,也从未经历过任何人都经历过的对更大型生物的恐惧(比如,幼年被大人一把提起来打),她的灵魂坦荡又坚实,因此用一种崭新的目光看待世上所有的男性,像镜子一样让他们灵魂的沟沟壑壑一览无余。

  最后,格雷本人出生于格拉斯哥,这本小说也是他对他的城市充满爱意的编码。你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历史、建筑与人文印记。他的画作和小说比肩而行,可以说,正是那些插画的尺度和想象力,让这本小说走得更远(和《拉纳克》一样)。

  胡成继续他一贯的沉着,把空间和时间组织到他的个人行程中,这个行程充满西部感觉,他善于写男人,尤其是老年男人,这些人物生活于古道之上,也沾染了诸多古意。这让他的文字更有魅力:他的空间和时间纠结在一起,以空间为线索,恰到好处地引入时间,让人心生感慨,大家都会写人和物的消逝:比如年轻人都进城了,比如“长期闲置”的老宅,比如早就湮没的更老的遗迹,我们也都会推断出在此之后的是传统的消逝,但因为那些与晚清人物仿佛遥相呼应的人物,而有了特殊的含义。再加之,看得多了、走得久了,荒诞的时间感和错乱的空间,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糅杂,使素朴文字更添一点隽永。

  《在别处安家》讲述了这样一群人:在美国科罗拉多的某处荒僻之地,有一群人选择远离主流社区,住在没有基础设施的荒野。这意味着他们需要自行解决水电和垃圾(包括生活垃圾和排泄物在内)、通讯网络乃至住房本身。相比正式的房屋,大家都住在房车里。很多人拖家带口,一个房车里会容纳四五口人,以及宠物。也有独居者。无论是谁,都会得到一个叫“拉朋地”的公益组织的帮助,提供必需的物资(如柴火)和食物,拉朋地也是交换信息的社区,或者是紧急状况发生时的援助者。如果没有这一枢纽,这些被作者称为“离网者”(Off-Grid)的居住者很多时候并无往来。

  这就是作者特德·康诺弗以拉朋地志愿者身份(以及地主,他花5000美元买了一小块地)进入这个社区时面临的基本情况:他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完全脱离现代生活网络的社区,还有缺席的信任。康诺弗是那种老派调查记者,他写沉浸式报道,也就是说,他会带着任务去像离网者一样生活,他自己的体验和动机也是报道内容的一部分。

  这本书的有趣之处在于,康诺弗并没有“我先跟你们一起吃苦,但到时候我总会回到自己的生活”,大多数沉浸式报道都有这一类问题,即当一个人有后路可退的时候,当时的共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算是真诚的。康诺弗把科罗拉多社区变成了纽约之外的一个居所,他让读者相信,他确实需要这样一个地方,在他的纽约生活之外。这里有一些人跟他出于同等动机:远离城市和非自然的居住环境。但只是很少数。因为这样的人更具备交流的动机和信任基础,康诺弗的作品里谈论他们更充分。事实上,出于战争伤痛、贫困和失业、心理危机等原因被迫成为离网者的人是大多数,这是作品稍显不足之处,尽管康诺弗没有美化离网者的动机,但他离真正的困境始终隔了一层。或许他认为,如果要展示那些困境,需要另一种沉浸式报道。

  王笛自谦,称早期代表作《跨出封闭的世界》有精英意识,从精英角度看下层民众,没有平民自觉,是当年研究视角局限。我倒是很赞赏这部作品。如果去对照一下当年的文风、当年的宏大视角、当年的问题导向、当年的“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气魄,王笛这篇博士论文,虽如他所说不乏精英视角,但其细微处下的工夫,于小处着眼的耐心,对下层民众生活的梳理,沉着的心态在当年堪称独树一帜,足够的爱也是前提。

  王笛的这些优点,有时会让人觉得他过于铺张,尤其是在看了他的多部作品之后,这种铺张就是事无巨细,难免觉得枝蔓,对于如今习惯了看文章恨不得只挑“高亮”看下去的现代阅读者,不是那么友好。但这部《显微镜下的成都》倒是没有这些问题,因为这本书是一些代表作精彩篇章的结集梳理,所以紧凑、节奏快,信息密度大得惊人。

  《愤怒的农民》讲的是一个惨案,一个叫阿兰·德·莫奈伊斯的人被暴打至死——也可能最终是烧死的。它发生在 1870 年的法国,即使在当时,这种暴力也被视为骇人听闻。在 19 世纪的欧洲,暴力正在隐去,它不像 20 世纪那么明目张胆和肆无忌惮。事发当晚起,人们——包括参与者、地方官员以及观察者——都开始了各自的反思。

  事件有两条线索,一条以恐惧和谣言交织的社会恐慌为线索:一个贵族被当作“普鲁士间谍”,他还有个弟弟,曾经喊过“共和万岁”,所以他必须被制裁,必须去死;另一条更像背景的线索,是这个小镇和周边地区生活的农民,当时觉得自己正在被抛弃、被剥夺,因而痛苦。这种痛苦,只有帝国皇帝路易·波拿巴才能挽救他们,而贵族、教士和共和制的拥护者都是他们的敌人。

  如果我们把前面所说的两条线索替换成当今世界的概念:我们会轻易发现其中一条线索可以是“选票舞弊”,另一条线索是“乡下人的悲歌”,最后发生在乡间的暴力惨案则可以顺理成章地替换成 2021 年美国国会山骚乱。

  150 年前的惨案结局,是暴行参与者被刑罚处置,包括但不仅限于绞刑。但是惩戒带来的是更大的愤怒。“农民们的沮丧程度可想而知。他们相信帝制政府,坚信那些贵族,教士和共和派联合起来图谋国家的谣言,深信他们在为‘他们的’皇帝工作,相信皇帝会奖赏他们,结果等来的却是政府的惩罚。农民们有多依恋皇帝,现在就有多不安。”

  100 年后,还有亲历者的亲属生活在当地,有人记录:“当陌生人在场时,知情的老人会陷入沉默。奥特法耶事件和它激起的情感是当地农民的秘密,就像问题、错误和家庭悲剧一样不可告人。”

  科尔班带我们重返那个闷热的午后,抽丝剥茧地展现仇恨、谣言、恐慌、战事阴影、阶级对立、权威失效……如何一步步催生杀戮。你会发现构成悲剧的元素,在如今的社会并不难以找到同类。从这一点来说,150 多年里各种人对这个乡村惨案的反思,总体上都是失败的。

  中国非虚构写作起点之高,超乎我们想象。钱钢《唐山大地震》师承于约翰·赫西《广岛》,不论从采访广度和深度上,还是其结构、节奏的把握上,都非晚近诸多长篇事件型非虚构报道所能望其项背。一个众所周知的事件,保持叙述悬念与耐心,更能看出作者的功力。当然,其最出色者——出版之后四十年间已经不断有人指出,对人性的始终如一的关注和赞美——就不必再多说了。

  美国最后一位马拉松奥运冠军弗兰克·肖特认为,肯尼亚在马拉松运动中的主导地位是由 1990 年代开始泛滥而促成的。2011 年,他向《跑者世界》杂志发布了一段极具杀伤力的评论:“很明显,一个肯尼亚人可以通过比赛,在两到三年内赚到足以购置一个农场的钱,并成为一个大家庭的家长,这正是促使肯尼亚跑步爆发式增长的真正原因。”

  失败的人总是会这样怀疑他的竞争对手,不论他来自哪里。但换掉几个词,比如以“广告代言”替换掉“农场”,以“明星”替代“大家庭的家长”,那这个世界于美国人于肯尼亚人于中国人并没有太大的本质差别,某种意义上,竞技体育就是用“两到三年”(通常来说更长的时间)来换取荣耀,这荣耀会让自己迷醉,让他人兴奋,有时候,哪怕余生永远面对质疑,哪怕欺世盗名,都有人愿意为之一博。

  《赛道尽头》以杰弗里·穆塔伊为主角写马拉松这项运动,写肯尼亚在这项运动中的崛起,写不断突破的纪录与成绩,写它后面所有的推手,写基因与天赋。琳琅满目,很丰富。

  这本书写于十年前,如今人类已经跑进“两小时”(2026.4),马拉松再次为世人展现它的辉煌和人类的野心。但是它还是会让人想起 1980 年代的“花蝴蝶”弗洛伦斯·格里菲斯-乔伊娜、“飞人”卡尔·刘易斯,那同样是一个为世界纪录所癫狂的年代,只是今天,人们漠然视之,有意或者无意,那个时代正在被抹去。

  他在做的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等式:使体验成为档案,档案整合体验;感知把大地写入纸张,纸张让大地成为社会性的事物。

  这句话看起来有点突兀,值得补充一下背景:这是一个学者对一个植物学家毕生工作的总结。植物学家的名字,喜好中国西南风土的人基本都有所耳闻,叫洛克。人们经常回溯他在1930年代拍摄的西南影像,以及留下的文字记录。然而只有在这本《纸路》里,洛克和另一位植物学家傅礼士的生命故事得到了完整的还原。他们如何带着帝国(傅礼士)和财团(洛克)的委任,在20世纪初的中国西南寻求多样物种,从而间接见证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和地景。他们的合作者是一些无名的植物学家,后者的名字从未出现在帝国的知识档案中。为傅礼士和洛克采集植物、制作标本和撰写报告的,是生活在玉龙雪山脚下的两代纳西人。傅礼士、洛克和纳西助手,共同构成了穆尔克这本《纸路》的主角。

  对于傅礼士和洛克,穆尔克有不同的切入视角,前者如何试图在帝国的阶层等级中突围,如何通过手中的枪和照相机(穆尔克指出,这两种设备在制作上有惊人的相似性)在陌生社会中构建权威;后者同样有设备,是留声机和摄影机,来自美国的洛克没有傅礼士的阶级困扰,他执迷于自身工作的意义,从早期的植物搜集到后期的东巴文字。两个人记录了他们的行走、寻找和采集——变成纸上的地名、清单、笔记、地图、日记、信件、账目和影像,变成折入纸中的标本和种子。多年以后,穆尔克让这一切重新回到新的叙述里。

  《灰质》是一本脑外科手术发展史,作者作为专业医生,乐于探究并介绍他这个领域各种各样的手术技法源自何人、创新之处何在、对应的患者案例又是什么。论及人类一无所知的领域,大脑肯定算是一个。迄今为止,人类依然无法洞悉大脑运作的原理,对于“何为意识”也只能提出各种假说,这1400克组织给人类的难题远多过于我们可以解决的部分(说起来,难道其他器官的秘密就能说一目了然吗)。阅读《灰质》的乐趣,可能在于和作者一起趟过脑外科技法发展史的河流,目睹随机的进步,和人类基于无知的勇气。

  吴存存开篇提一句梨园行“古话”——“卖艺不卖身”,这是要提倡的新观念,还是传统?这是艺人对自己道德的高要求,还是在高标准之下实际上普遍的相反现实?

  《戏外之戏》讲徽班进京之后,其实也不过是一百多年历史里,京剧伶人在北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被追捧”的实质;他们自身的心态;他们在晚清民初之后向现代艺人身份转换的艰难……而在另一方面,这本书也让我们看到京剧的主力消费人群——城市士人阶层——的消费心态,他们在欣赏京剧艺术的时候是追逐艺术还是追逐色相,中国文人传统中对男色与女色的态度,他们对同性之好的态度,直至他们对色与淫的理解。

  作者们走过了中国很多地方,用很具体的故事写出了地域多样性下,产业分工主导的村镇经济,也写出了农民作为劳作者的辛劳与困境。作者将心比心,每个故事之后都有感慨。纪录片的底子带来了难能可贵的影像,叙述和视角基本都是属于赵玉顺的(笔者和自序),袁贞贞可能是掌镜者,当然创作同属二位。这本书是钥匙,鼓励更多关于村镇的记录。

  很久没看到这种硬汉风格的旅行文学,或者如书名,日记。作者很显然有异常丰富的人生经历,却不喜在过往上停留太久,几乎所有笔墨都给了“与一位当地伙伴带着骆驼横穿肯尼亚”这件事。每日的徒步之后还要写日记,和所有的硬汉旅行作者一样。是看了让人有勇气的作品。

  典型女权主义嬉皮士一代的人生回望。妙处在于引入了5岁邻居小女孩的陪伴视角。可以看到美国女性主义浪潮的推进,告诉你这个世界是怎样往更友好的方向走了一些。以及,她们这一代的人生确实值得一过。

  装帧让人想起1990年代的家庭相片(可能也确实是)。吉本banana女士的小说《厨房》曾经和《芒果街上的小屋》一起构建了我对女性成长小说的部分认知,如今她的自传散文用的依然是直言不讳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的口吻,让人羡慕的还有,用这种完全不在乎你们懂不懂的口气谈论属于自己的街道的能力。